近日，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指出，鼓励中职毕业生通过高职分类考试报考高职学校，推动各地将技工学校纳入职业教育统一招生平台。鼓励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和高素质农民等群体报考高职学校，可免予文化素质考试，只参加学校组织的与报考专业相关的职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技能测试。

　　《行动计划》的内容其实非常全面，包括推进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完善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制度体系；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多个方面。但是，“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和高素质农民等群体报考高职学校，可免予文化素质考试”这一条最受关注。相对来说，它的突破性也最大。

　　一方面，农民工等群体可以免试“上大学”，这本身与中国语境下对大学的精英教育定位呈现出巨大反差。虽然说，高职学校在现实中也遭遇“歧视”，不能与普通高校相比，但“免文化素质考试”入学还是超出了多数人的惯有认知；另一方面，其意义体现在，为中国的“存量”劳动力群体，尤其是下岗职工、农民工、农民等在再就业上缺乏优势的群体，找到了一条提升素质、技能的现实路径。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资助以训稳岗，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3500万人次以上，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要使更多劳动者长技能、好就业。一定程度上说，此次《行动计划》就是对《政府工作报告》的一种积极回应。由此也可以看出，让农民工免试“上大学”，首先为了促进社会的充分就业。

　　这几年，我们能够发现一个越来越常见的矛盾现象：一边是社会就业压力加大，一边是不少企业抱怨“招人难”。去年就有媒体报道，我国高级技工缺口高达2200万。这种矛盾现象形成的背后，实际反映的是社会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并未跟上产业发展与升级的步伐。

　　应该看到，目前部分企业的“用工荒”与过去相比，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我们说珠三角等地方出现的“用工荒”，其默认的主体就是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但现在，它变成了一种结构性的用工短缺，企业主要缺的是具备技术能力的成熟技工，也即国外所说的蓝领工人。

　　明确上述背景就不难明白，让下岗工人、农民工等群体获得免试“上大学”的机会，也就是要整体提升他们的劳动技能，既帮助他们增强就业竞争力，也更好满足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需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和产业大国来说，提升整体的劳动力素质，助推产业升级，显然不能仅靠“新生代”劳动力素质的提升，让既有的劳动力也能够有“一技之长”，是绕不开的一环，它关系到社会的就业稳定，也攸关产业发展的劳动力供给。

　　从短期看，在眼下提出让更多农民工群体获得“免试”提升技能的机会，有利于实现“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3500万人次以上，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的目标，并以此缓解暂时性的就业压力；而从长期看，此举还是为了产业发展和升级的大计。这些年，中国劳动力数量和廉价优势逐步式微，加速了部分产业向国外的转移。在此背景下，全面提升劳动力素质，不仅是中国产业升级的基石保障，也是提升中国劳动力在全球市场竞争力的重要砝码。

　　这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也是利好。媒体报道显示，从2009年开始，全国高职院校生源持续6年下降，大批高职院校出现招生不易的尴尬。这里面既与社会普遍观念中对职业教育的偏见有关，也与退役军人、农民工等群体“上学难”有一定关系。所以，解除了这类群体在继续“上学”上的门槛限制，也可以为职业教育提供更多生源。像人口大省河南，在2018年就有14所高校计划招1.2万名农民工。此外，它也有利于增强中国城镇化的内生动力。毕竟，教育的普及一直是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如果说过去多年，大学教育的大众化推动了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那么，下一阶段，农民、农民工等群体的“再教育”和职业技能升级，也有望成为中国城镇化的新动力。

　　当然，这一政策的具体效果还有待观察。一方面，囿于成本等现实因素，农民工等群体继续“升学”的意愿未必足够，这可能要求在相应的学费补贴等方面需要有更多的投入；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发展在区域上的不均衡现象，也可能影响农民工等群体的“升学”机会。比如，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数量多，技能提升的需求更强，但这些地区的职业教育恰恰相对薄弱。因此，《行动计划》提出，支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每个地市原则上至少建好办好1所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中职学校。换言之，要真正让农民工免试“升学”的制度设计变为现实，还离不开配套的制度支撑和公共投入保障。

　　需要指出的是，让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和高素质农民等群体可以免文化素质考试报考高职院校，只是提升劳动力职业技能的一种方式，甚至仍是一种相对“小众”的方式，它并不能代替其他成本更低、也更社会化的职业技能培训活动。因此，对于它的实际价值，不能轻视也不能过于高估。一个社会的整体劳动力素质的提升，需要过程，也更需要综合发力。